景凯旋：巴金的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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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巴金的真话

来源：网络文摘作者：国学发布时间：2007-08-31

人们说话的底线是：一，力图说真话；二，不能说真话则应保持沉默；三，无权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时则不应伤害他人。
编者按：巴金先生去世将近一年了，缅怀这位文化巨人，走近他的思想，感受他的思考，对于今天的来说，仍有着重要的意义。现选发景凯旋教授的文章一篇，以期通过景教授对于巴金的解读，能够使我们有所思考，以更好的面对巴金及当下的生活。
作者：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
我们常常想起鲁迅，却不太想起巴金。巴金一生活了很长时间。在他的童年，中国人还拖着辫子，处在满清王朝的统治下；当他辞世时，互联网正在掀起一场信息革命。最后几年，巴金已经完全卧病不起，脱离社会生活，但他仍然担任着作协主席的职务。偶尔会有他的一点消息，也只是被人们漫不经心地带过，知道他仍在为别人活着。在许多读者心中,鲁迅唤起的是热爱，巴金唤起的却是同情。对于这样一个忠厚老人，告别这个世界是一个解脱。
巴金一生创作了无数作品，从第一部小说《灭亡》到晚年的《随想录》。但他那些最为人熟悉的文学作品都是围绕着旧式的大家庭、阴郁的公馆和青春闪烁的花园。他生于1904年，他的青年时期和创作时期正好处于现代中国的变革时代，新文化的风潮席卷全国，各种外来思想纷至沓来。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人们可以结社和出版杂志，觉醒的青年表现出对自由的渴望，感到自己不仅是一个时代的代表，而且是所有时代的代表。青年巴金身处偏僻的蜀地，也感受到新文化带来的这股潮流，接触到《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少年中国》等杂志。他的那些大部头作品都是时代的记录，旧小说中大家庭的矛盾融进新生与衰老的时代冲突，强烈的爱与恨，腐朽的家长、背叛家庭的青年和无助的女子。就连生病都是时代的，主人公往往都会患上不能治愈的肺痨。这些作品的中心主题可以归结为这样一句话：“在一个前现代社会里青年对自由的追求”。巴金在创作时，并不是因为对人性产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改造社会，是新的社会理想的实现。这个社会理想就是无政府主义。当时无政府主义是一股强大的潮流，许多新文化人物，包括共产党人李大钊、恽代英都曾受过它的影响。正如有人指出，中国无政治主义的思想核心是反对一切强权，维护绝对的个人自由。巴金虽曾否认其笔名取自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但他作品中反专制的愤怒青年、体现爱和互助的底层人物，却分享了他的无政府信仰。与当代追求物欲的中国人不一样，书中主人公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是精神上的贵族，动不动就虚无和放纵，因为恋爱的痛苦便走上用炸弹改造社会的道路。巴金的作品是时代和青春期反抗的结合，他以破坏、恐怖与牺牲的民粹主义英雄故事，迎合了青年人的反叛心理，激起他们对弱者的同情和对强者的憎恨。后来许多青年投身革命，据说都是因为读了巴金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中国式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虽然算不上伟大的艺术，但却参与了历史进程的改变。 zgwww.com
但是，巴金从来不想当一名纯粹的作家，他始终希望能投身实际的社会斗争，甚至准备做出牺牲，为此一直到四十岁才结婚。1949年巴金四十五岁，之后他又活了半个多世纪，自从四十年代发表他最好的作品《寒夜》之后，他就再没有写出过一部像样的作品。他身居庙堂之高，参加各种会议，随代表团出访亚非拉各国，在国内各地参观访问，他用作品呼唤革命，但革命的胜利却使他的创作枯竭，而他也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个事实。假如不是因为文革的迫害，巴金会不会提出“讲真话”，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晚年的《随想录》重新给他带来声誉，他也认为自己一生就这一部作品最有价值。他不停地回忆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言行，为伤害过他人而自责。在他身上，仍然保留了早年的真诚气质，当人们在追求着财富和享受时，他还在一字一句写他的忏悔录，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文革的灾难。以巴金在现代史上的地位，他本来可以说出更有力度的真话，但他的反思却始终停留在伤痕时期，停留在权力认可的范围。于是才产生了这样的现象：鲁迅早已去世，人们却在不断地谈论他；巴金仍在写作，人们却很少引用他的话。官方尊敬他，给了他崇高的荣誉和地位，他又恢复了从前的各种社会活动，充当起公共良知的角色。当他去世后，所有的人都向他表示敬意，所有的人都称他是中国的良心，他的“讲真话”被誉为是最珍贵的遗产，甚至超过了他所有小说的价值。然而，正是在“真实”的意义上，巴金的缺失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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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一词经常被评论家们提及，但却很少有人意识到，真实的观念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巴金的“讲真话”使人想到东欧作家，后者在差不多同样的时间，也提出了“生活在真实中”。捷克作家哈维尔举了一个例子：为了与社会保持一致，一个水果店经理在橱窗里安放了一条政治标语：“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这条标语并不代表经理的真实想法，却使他的内心得以躲藏在空泛的意识形态话语后面，避免了直接表示顺从所带来的耻辱。这反映了我们时代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即大多数人实际上经常生活在谎言中。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巴金与哈维尔都可以说是启蒙之子。他们都痛恨虚伪，追求真实，希望用文学来介入生活；他们都能在时代需要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号召人们说出真话；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对生命的意义抱有坚定的信念。但是两人的区别到此为止，不仅因为哈维尔更加深刻地表达了真实的内涵，而且因为他更有道德勇气。对于外界的压力，巴金最终选择了沉默，哈维尔却不惧几度入狱。在巴金停步的地方，哈维尔却告诉人们，生活在真实中是可能的。
中国文化里自来就没有“真实”的价值，这个观念出现于中文语境中，也只是一百年的事。在西方，真实与真理往往是一个词，它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的“诗歌的目的是揭示真实”。此后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无论他们对诗歌的看法如何不同，都将真实看作是一个终极价值，从而使有关真实的哲学问题一直置于西方文化的中心。再科学的统计也永远无法列举全部事实，只有终极真实的观念才能使我们确信，存在一个可以统摄一切的真实，它超出事物之外又在事物之中。继起的希伯来文化加深了西方人对真实的认识，个人必须独立面对上帝，承担起对终极真实的追求。作为一个荒诞派戏剧家，哈维尔却坚信在人类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主宰，他把它称为“绝对的地平线”。在给妻子的狱中书简里，他写道：“真正的信仰是某种远为深刻和神秘的东西，它肯定不依赖于一个特定时刻的现实。也正是从这个立场看，只有对信仰有着深刻理解的人才会看到现实的真相。”因此，他所说的真实其实是一种形而上的信仰和价值。生活在真实中就是返回到人性最内在的本质，把自我的存在提升到更高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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