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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 一个"80后"眼里的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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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7-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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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的校园里矗立着一座“海宁王静安先生碑”。这座纪念碑是为了纪念自沉于颐和园的王国维先生而建。陈寅恪先生在该碑的铭文中以悼念感怀而阐发读书治学的义理：“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海宁王静安先生碑”是民国时期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追慕和秉行“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见证，也因陈寅恪先生的雄文而名扬四海，成为后世学人心中的一座丰碑。我在北大求学的时候，曾经多次去清华园瞻仰这座丰碑。
若干年后，才发觉自己忽视了燕园里的另外一座丰碑。我对于这座丰碑的意义，也只是在云南师范大学原西南联大旧址瞻仰原碑时，才真正体会得那样透彻和深刻。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在短短8年时间里，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诞生在战火中的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教育史和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得到国内外学人的追忆和推崇。美国学者易社强把西南联大的传统，赞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
抗战胜利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相继北返复校。西南联大校歌中的“复神京，还燕碣”终于实现，联大完成了历史使命。为铭刻西南联大艰苦奋斗的历史和刚毅坚卓的精神，在西南联大的旧址立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在碑文中记述了联大的光辉历史，并总结了纪念联大的四点意义。今年夏天，我有幸在昆明云南师范大学拜谒西南联大旧址，曾在此碑前久久伫立，默诵碑文并反复领会其中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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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先生认为，纪念西南联大的第一点意义是：联大的使命“与抗战相终始”，并最终扭转乾坤，实现报国理想。
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的阴面，勒有联大抗战从军的八百余名学生的姓名，有多人在抗战中为国捐躯。当日，我在碑下瞻仰着这些前辈的名字，其中多人后来成为著作等身的学者：许渊冲，翻译家，第一次系统地将《诗经》、《楚辞》和唐诗宋词等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文和法文的韵文；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邹承鲁，中国生命科学的泰斗，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主持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工程；殷福生，后名殷海光，哲学家，曾撰写大量的政论文章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梅祖彦，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先生的公子——我努力核对了从军学生名录，似乎遗漏了查良铮的名字。查良铮，笔名穆旦，“九叶派”诗人和诗歌翻译家，曾参加中国远征军，担任杜聿明将军的随军翻译出征缅甸，九死一生。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从戎报国是中国知识分子历久弥切的情结。联大历史上曾涌现大规模的从军热潮，联大学子以参加战地服务团和担任远征军、飞虎队翻译的方式，直接投入抗日救亡的大潮。西南联大的历史与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历史，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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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曾经鼓励联大学子要“用上前线的激情来读书”。抗战烽火早已远去，但联大学子依然以“上前线的读书激情”，在各个领域书写着知识报国的壮丽诗篇。迄今为止，西南联大学子中已涌现出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三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六位“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朱光亚、屠守锷、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以及80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2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碑文中指出，联大第二点值得纪念的意义在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有着不同的历史和学风，但在八年期间“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虽然后来的文章显示，当时三所学校之间的整合并不完全融洽，但就在“文人相轻”的传统下，三所学校能够“求同存异、和而不同”，这是办好西南联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保证。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西南联大成功地把北大的“兼容并包”、清华的“严谨求实”和南开的“活泼创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给学生以多种学术风格的滋养，大大丰富了学生的精神气质。西南联大在广聚俊彦方面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具备了美国常青藤盟校的功效。
“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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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联大学子日后说起西南联大办学的成功原因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自由”。我们从王浩、邹承鲁和何兆武等先生充满感情的回忆文字中，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邹承鲁先生说：“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有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制度的保障，西南联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持学术的自由。源自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名校的民主自由传统，悄然地滋润着联大的学子。联大教授对陈立夫企图统一大学课程的成功抵制，教授们那一个个充满个性、神采飞扬的逸闻故事，都是后辈学人津津乐道的佳话。
今天的联大旧址，仍然有联大学人当年争自由民主的文物遗存。除了“一二·一”四烈士墓、李公朴先生墓、闻一多先生衣冠冢之外，还有一座粗糙的自由女神像，给人很深的印象。
冯友兰先生在碑文中关于纪念联大的第四点理由是这样说的：中国历史上第四次大规模的南渡，终于“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日后冯先生把自己在联大期间所著文章结集出版，名之《南渡集》。我倒觉得，这次南渡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全新的意义，它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走出象牙塔，去接触社会、深入社会并研究社会的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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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创办初期，三校师生曾从长沙分三路西迁昆明。其中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跨越三省险途，辗转入滇。闻一多和任继愈都在旅行团中。联大师生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了当时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
致力于《诗经》和《楚辞》研究的闻一多先生认为：“有价值的诗歌，不一定在书本上，好多是在人民的口里。”在这次长途旅行中，他带领学生深入民间采风，收集西南民间诗歌。他的学生刘兆吉把收集到的三百多篇民歌，集成《西南采风录》一书，后来被称为现代的《诗》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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