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学：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对话中认识自己
|
|
来源：SOHU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7-03-30
|
|
编者按：3月26日至28日，国家汉学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人民大学承办的“世界汉学大会2007”在京举行。本次会议以“文明对话与和谐社会”为题，内容涉及“作为文明对话的汉学研究”、“‘中国形象’在汉学研究中的变迁”等方面。汉学家与中国学者的对话，可以帮助中国学者从汉学中得到启发，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研究，也会为汉学家提供关于中国文化的有用信息。
任何一种文明都要在与其他文明的参照中认识自己。汉学研究不仅为母体文化提供了关于中国的信息，而且会为中国带来其他国家关于中国的看法。这对于双方的文化认同都会带来有益的帮助。
“世界汉学大会2007”主题报告会现场。左起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冯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雷立柏、德国哥根廷大学教授施寒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戴逸。刘勇摄 zgwww.net
“外国人对中国有一种‘博物馆’心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中文部主任周质平说，“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很难接受中国的现代形象。他们在北京找不到北京在哪里。”
而美国迪斯尼乐园推出的动画片《花木兰》，又使中国人曾一度因为“木兰”那张人种特征暧昧的脸而质疑她的中国身份，因为美国人对中国作品和中国人物形象的改造而对传统文化的海外流传产生恐慌。
这大概是文化甚至文明传播和阐释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也是文明对话中常有的现象。
3月26日至28日，国家汉学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人民大学承办的“世界汉学大会2007”
以“文明对话与和谐社会”为题，召集国内外两百余位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的对话与讨论。
中外文明之间的对话早就开始了
当意大利传教士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传教的时候，他可能没意识到，自己在中国14年的经历给整个西方世界带来了什么。他的《马可·波罗行记》首次向西方人叙述了中华帝国的繁荣景象，“诱起”哥伦布决心漫游东方，并长期形成了欧洲的“中国幻象”。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专家张西平教授把这段时期称为“游记时代汉学时期”，这是西方汉学的萌芽期。 国*学*参*考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大量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在他们留下的手记、图说、文献等资料中，中国的形象不断丰富起来。他们能熟读中国经书，并熟练地用中文写作，他们的中文著作达760多部。在他们笔下出现了一个“文明中国”，改变并丰富着“神秘中国”的形象。张西平说，这一阶段是“传教士汉学时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基歇尔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马可·波罗基本上是以一个威尼斯商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没有深入报道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真正长期深入地生活在中国，并真正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精神的是利玛窦。他共写了二十多部中文著作，其中收入《四库全书》的有七部。他第一次全面而深入地报道了中国，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科学以及蕴藏在科学背后的逻辑和哲学思想，对明末中国思想从“心学”向“实学”的转变产生了一定作用。利玛窦不仅仅是“西学东渐”的先行者，也是“中学西传”的奠基人。
德国传教士基歇尔被誉为“最后的一个文艺复兴人物”，他的《中国图说》流露出了对中国的赞扬。
他说：“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最富足和最强有力的国家……它有一位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比今日世界上所有其他王国的国君的权力都大。”基歇尔甚至认为中国就像柏拉图所设计的理想王国。正因为如此，中国成为欧洲各国反对中世纪教会势力的武器。 zgwww.com
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是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入华耶稣会士的努力分不开的。张西平认为，这一时期奠基了欧洲汉学。
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开设汉学课程，设汉学教授席位，标志着西方汉学进入了它的成熟期，即“专业汉学时期”。从此以后，汉学研究摆脱了传教学的框架，在西方教育体制中，汉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
在“专业汉学”时期，中国度过了近一个世纪的特殊年代。1840年鸦片战争，列强轰开国门，直到新中国建立，中国一直战事不断。在这段时间，西方和东方处于一种明显的“对视”阶段，但是，彼此误读是非常严重的。比如，晚清子民眼中，外国人是“妖魔”。面对西学，人们怀着一种敌意，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是贫弱、愚昧的……张西平说，1840年以后，利玛窦亲近中国文化的路线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新殖民主义的中国观。
也是在这个阶段，发源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ChineseStudies）浮出水面，使海外汉学研究发生方向性变化。使战后国际中国学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人物，是被称为“美国中国学研究开山祖师”的费正清。费正清将汉学研究重心由古代下移到近现代，并且直接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服务。 LOVE GUOXUE
在东方，中国文化的传播有更悠久的历史。张西平说，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最早当属日本。公元522年随着佛教传入日本，中国的典籍也传入日本。经过飞鸟奈良时代、平安时代、五山时代、江户时代，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传统汉学达到了顶峰，中国宋代的朱子哲学被尊为日本官方哲学。在世界范围内日本汉学的历史最为悠久。
123[4]
汉学是一面镜子
“只有中国人才了解中国”，“外国人懂什么？”近来，针对德国作家、汉学家顾彬对中国20世纪文学的批评，有人发出了这样的论断。
的确，汉学研究的成果有时让人不敢恭维。学者陈引驰说，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并非诞生在中国，但是英国汉学家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1901）连司马相如的作品是否传世都语焉不详。再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在分析了朱熹理学的“天人一物”、“尽心知天”的观点后认为，儒释道三学皆属无神论，这种观点也可能引来很多非议。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被胡适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清乾嘉学派，其学问转向就受到在华传教士的直接影响。根据张西平的介绍，晚清以降，西方汉学的发展直接刺激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敦煌研究，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敦煌学的产生；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语音学研究，直接影响了赵元任、李方桂的中国语言学研究；陈寅恪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的开创者，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对西方汉学的熟悉。就当代来说，汉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比如，李约瑟运用现代科技思想整理中国历史，从而开创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新的学科。 国学百科zgwww
为什么国外汉学会取得这样的成就？有学者分析：一是有些研究方向的文献，海外优于国内；二是研究方法优于国内学者。目前，国内文科研究中许多人采取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这同样受启于汉学家。
今天的海外研究，早已远远超越了数百年前西方了解东方的初衷，成为现代学术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汉学不仅在反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也成为一种对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说：“以洋为镜，可以知兴衰。”汉学，会启发很多东西。
以什么姿态对话
“文明和传统是经验和智慧的源泉，应该保持活力，让人们研究。”瑞典汉学家、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教授罗多弼说。他同时强调，“文明不能卸去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和立场所应承担的责任。文明不会制造战争，是人制造了战争。”也就是说，文明之间的对话主体应该是负有责任的。
文明之间的对话有很多种，国内学者和汉学家之间的对话是一种重要形式。
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时，“不仅仅是‘隔岸观火’，也并非局限于‘外部观察’，他们也有自己的‘内在体验’与‘生命情怀’。”在“作为文明对话的汉学研究”分论坛上，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的这段话直接关联着这样三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汉学家？”“该用何种姿态与他们对话？”“什么样的对话才可能获得良好的效果？” 国学×参考
陈平原认为，与汉学家对话时，首先应该具备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汉学家”并不等于“国际学界”，相反，我们必须意识到，所有的汉学家，都有与本国学术对话的欲望与责任。“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只跟美国的中国学对话，也跟欧洲、日本、俄国的中国学对话。”
陈平原认为，“与汉学家对话时，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他说，“认定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中国、阐释中国的，已经很少了。”当然，陈平原也提醒大家，“也可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共3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
|
[ 收藏]
[ 推荐]
[ 评论(0条)]
[返回顶部]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
|
|
| |
|
|
|
